
7月,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幅度超过3%,但当月以美元和SDR计值的外汇储备却都出现小幅度增加,超出市场预期。外汇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2017年以来逐渐由逆差转为顺差,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一季度顺差988.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3%;二季度初步值依然保持顺差。中债登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7月境外机构在中债托管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13540.77亿元,当月增持量达582.2亿元,境外机构已连续第17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仓位较去年同期增长60.92%。而且过去资本外流的主要目的地美国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90%。
存在如下猜测,即中国所有基础、物流及港口企业或将成为“第二个集体式的华为”,言下之意是美国政府很可能会让中国的欧洲、亚洲尤其是非洲伙伴二选一:要么迅速将中国企业赶出所有港口;要么作为抗命国家,遭受华盛顿实施的外交和经济惩罚措施,跟那些仍希望在本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继续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所面临威胁如出一辙。
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发言指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增强,“汇率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外汇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夯实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微观基础,从而提高外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总而言之,美国公募基金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能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来源,相反,中国公募基金规模狭小(与GDP比较),而且主要以短期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为主,无法为资本市场提供足量的长期资金。很显然,中美公募基金存在较大差距,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对此,杨飞表示:“目前亏损符合我们的预期,通过补贴快速获取客户是我们的既定战略,用适度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是非常值得的。通过B轮融资获得的资金用途,除了开店、新产品研发、数据技术加强之外,还会用于市场补贴,在未来3~5年都会坚持做下去。”
任正非:是的。本来我的否决权到2018年就终止了,让新领导人完成过渡就结束了,我不再行使否决权。但是到2018年发现,英国公决脱欧,一投票就脱了,这么简单。因为公司整个治理层(持股员工代表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是通过持股员工民主选举一层层选上来的,我们也害怕员工将来草率投票形成公司命运大波折,就保留了我的否决权,而且这个否决权将来可以被继承,不是由我的亲属继承,而是将来从公司最高层中选出七个精英,集体继承。这时他们已处在离职状态了,半退休状态,会比较公平。他们有任期制,可能有些人任四年,有些任八年,有一个迭代的任期。他们集体继承我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这些人都是从董事会、监事会退出的最高层领导,作为大股东代表行使否决权,防止公司在重大决策中完全被民意裹挟而做错事。我们不能让员工一哄而上就把公司改变了。